根據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 (FAO) 2022年The State of World Fisheries and Aquaculture指出，近年來海洋捕撈漁業整體呈現不再上升的趨勢，2018、2019、2020年捕撈重量分別為96.5、92.2及90.3百萬噸，較前三年平均值相比減少4.0%。其中列名為白帶魚 (Trichiurus lepturus) 的帶魚屬魚類佔總產量的2%，排名第11，近年來開始受到關注。根據臺灣魚類資料庫，目前帶魚屬魚類共有4個種的紀錄，應可涵蓋漁業統計所指之數據，然而早期帶魚屬分類方式與名稱並不一致，Lin et al. (1965) 為了調查帶魚種群的分布情況，初步利用寄生蟲與形態學特徵認定在中國周邊海域有5個不同種群，而楊 (1972) 則針對黃海及東海地區帶魚依據下頷齒骨齒型為鉤型或者槍型及關節骨腹突和背突的相對位置等形態特徵，將魚種區分為鉤型齒帶魚與槍型齒帶魚，後續Lee et al. (1977) 同樣使用相關形態特徵進一步將其區分為瘦帶魚與肥帶魚，至此帶魚屬鑑種的問題再次引起學者們的關注，因此後續Lin & Shen (1986) 針對前兩者重新進行研究，認定此兩種帶魚種類區分的形態特徵是因肛前長之長度變化所致，並非是種間差異，不適合做為鑑種依據，認定兩者為同一物種，故可得知在此時期帶魚屬較無明確的分類依據，因而後續帶魚研究便對於鑑種開始有更多的著墨。Li (1992) 利用傳統形態學將西北太平洋地區帶魚屬區分成珠帶魚 (T. margarites)、日本帶魚 (T. japonicus) 及瓊帶魚 (T. minor)，而同時期相同水域Wang et al. (1992, 1993, 1994) 則使用生物化學與形態學將帶魚屬區分成帶魚 (T. haumela)、短帶魚 (T. brevis) 及南海帶魚 (T. nanhaiensis)。因應兩篇研究物種命名時期相近，後續Wang et al. (1995) 也特別針對兩份研究進行比較分析，認為Li (1992) 對於某些形態學描述有誤，故其研究的兩個新種應不成立，由此可知在此時期帶魚屬因種群複雜關係，使得在相同水域產生多個具有差異性的分類結果。此時鑑種相關研究主要也分成兩方面持續進行，一部分是使用分子生物學方式區分，如Chakraborty et al. (2006) 使用mtDNA遺傳學序列方式認定T. lepturus、T. japonicus、T. sp. 2為三種不同種群，T. sp. 2後續在Hsu et al. (2009) 研究中則被認為應屬南海帶魚，此類鑑種方式的缺點在於費用較昂貴且程序繁瑣，因此另一部分研究則是利用傳統形態學進行分類，雖方式較迅速但同樣存在著像是種間計數形質上容易有重疊產生混淆的情形發生，直到曾 (2010) 同時利用幾何形態學中全長對體高的比例與全長對肛前背鰭基底長的比例及粒線體DNA，將西北太平洋地區的白帶魚複合體明確區分成白帶魚 (T. lepturus)、日本帶魚 (T. japonicus) 及南海帶魚 (T. nanhaiensis)，為近年來帶魚鑑種提供重要的解析方式。綜上所述，雖帶魚屬已被證實有多個種群，但不管是在FAO分類上及國內外多項研究論文都仍將其歸類於白帶魚一種，然有鑑於曾 (2010) 研究證實，位於臺灣周邊海域的帶魚種群就分別有三種，且種群間差異性是顯著的，因此仍有必要將帶魚種群分開進行各別的生物學及資源學研究。